“姐姐”们乘风破浪，让人们重新认识了30+女性的魅力。而《三十而已》热播则放大了这一光环背后的危机和困惑。
全球经济变局下，科技进步和时代发展正在无形中推动着女性力量的觉醒。显然，这是一个“她力量”勃发的时代。女性不再是历史叙事的“失语者”和“幕后人”，但面前仍有年龄、家庭、职场的约束与牵绊。
8月6日-12日，由新京报贝壳财经主办的“中国经济新格局：乘风破浪”夏季峰会在线举行。在“她力量”女性领导力论坛上，知名超模、演说家、特斯拉总裁埃隆·马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知名媒体人、阳光媒体集团董事长杨澜，奥运冠军、乒乓球女子单打大满贯得主邓亚萍，共话女性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成长和蜕变。
当你选择继续深造，确实会牺牲很多，但这只是在经济上。——梅耶·马斯克
放下一切去读书，就是不想吃青春饭，我的事业应随着年龄增值而不是不断贬值。——杨澜
女汉子也好，女强人也好，都是强加给女性的，为什么女的就叫女强人？——邓亚萍
谈“三十而已”
30岁无需焦虑，“小车不倒尽管骑”
新京报：最近《乘风破浪的姐姐》、《三十而已》热播，也引发30岁以上女性在职场、生活中关于困惑和焦虑方面的热议。你们是否害怕过这个年龄以及有过焦虑？
梅耶·马斯克：我从不害怕变老。30岁时我还没离婚，所以还处在担惊受怕、极不愉快的婚姻状态之中。直到31岁时，我才带着三个孩子从婚姻中逃脱出来，并从头开始。所以，直到31岁我的生活才开始好起来。
杨澜：完全没有焦虑。现在大学毕业就已经22岁、23岁，30岁仅仅是职业生涯的一个开始而已，我们可能刚了解自己的优势以及真正的理想所在，也可能刚开始组建家庭或是成为母亲。我30岁的时候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刚刚开始的状态，所以没有任何时间焦虑，而是一心往前奔跑的时候。
在30岁的时候，我创立了中国电视上第一个高端访谈节目《杨澜访谈录》，一直做到现在。我那时候就是想做一个高端节目，把国际化视角带给我的观众。应该说过去了20年，也做到了，所以我觉得非常有价值感。
30岁的时候我也成了母亲，一方面要工作，一方面要带孩子，的确有时候感到精力有点不太够用。其实就是勇敢地往前走。我很欣赏爱因斯坦说过的一句话，就是小车不倒尽管骑。
邓亚萍：其实我是非常焦虑的。24岁之前是我非常辉煌的人生，拿到了所有我能拿到的冠军，四个奥运金牌，18个世界冠军，连续排名世界第一，连续八年时间，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够超过这个纪录。我比较焦虑的是，24岁以后到30岁，退役以后，我是一切从零开始，别人介绍时永远是前世界冠军、前奥运冠军，那时候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我非常焦虑，我做什么事情还会有那样的高光时刻吗？
但是毕竟我还年轻，怎么办？我怎么样能够实现自己更大的价值？所以只能是重新低下头、弯下腰好好去学习。
我用了11年时间从运动员身份转型，从清华本科一直读到剑桥的博士。咱们中国有句话，十年磨一剑，我们可以用十年时间，慢慢打磨这把剑，让自己这把剑更加锋利，任何女孩子都有机会成功。
新京报：30岁对于女性来说可能已并不是一个特别特殊的节点，但不可否认，一些女性正在经历着30岁焦虑包括催婚催生以及回归家庭，对此你怎么看？
梅耶·马斯克：我会说为什么30岁要感到焦虑？30岁你才刚刚起步，我72岁了，也才刚刚起步。我的意思是，你没有必要焦虑，只需前行。如果有任何人让你感到焦虑，你需要让他们从你的生活中消失。
杨澜：其实对于女性来说，还是要对自己的人生有所规划，这个规划并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可能按部就班，但是女性同胞们要有一个方向。其实我在30岁以前也是在做主持人，顺风顺水的时候决定放下一切去读书，我不想吃青春饭，我的事业应该随着年龄增值而不是不断贬值。
邓亚萍：我认为，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在任何一个阶段里要完成什么样的任务，这可能是基于我是运动员的习惯。当你有了计划以后，执行力怎样，这非常考验你最终是不是能够成功地达到你计划的目标。
我认为，关键在于，第一，计划。第二，执行力。第三，成功所带来的自信，有了自信以后你就会认为你的方法论是行得通的。
谈深造学习
学习并非只是完成学位和学历教育
新京报：根据你们的经验，在学术或学历上不断追求会让女性独立并带来更多收益吗？
邓亚萍：就我自己来讲，我确实觉得当运动员的时候读书太少，没有办法去跟很多大学生竞争。我想象如果我去当教练，30年以后会是什么样，我仿佛看穿了自己的人生，当时觉得这挺吓人的。我认为应该看看有没有更多的人生可能性。所以选择了去读书。
读书过程当中，并不是说从本科一直读到剑桥。上清华时我从ABC开始，老师让我写26个字母都没有写全，就这样开始了。我觉得能在清华毕业已经很棒了，后来是没办法，因为申奥要逼着去讲英文，然后还要去国际奥委会工作、开会，也得讲英文。
我在剑桥曾经有一段学习英文的经历，当时就看到剑桥的毕业典礼，所有的学生们非常骄傲和自豪，他们家人盛装出席。我那时候推着自行车，特别羡慕，我当时想我要是能在剑桥毕业多好，但马上自我否定了。结果最后读着读着发现有戏，我因此要试一试，我这辈子能做的，为什么等下辈子。当然读起来没那么容易，也做好了扒几层皮的准备。五年的时间非常辛苦，终于拿下来了。
中国现在校门对校门的比较多，特别着急。读书学习是终身伴随我们生活的一种方式，随时随地都得学，就像现在，时代发展太快，不学习自然就会被淘汰。
梅耶·马斯克：当我离婚的时候，经历了一个比较糟糕的阶段，后来我选择去上大学，拿到了营养学的文凭，后来在医院工作时，因为非常喜欢研究工作，也获得了理学硕士学位，此后继续攻读了博士学位。直到现在，我的孩子们还会说，真不敢相信，我们曾住在只有一个卧室的公寓里，孩子们住在卧室，而我睡在客厅的厨房里。我们会在医院的自助餐厅吃饭，他们还记得汉堡都是潮乎乎的。所以，正像我说的，当你选择继续深造，你确实会牺牲很多，但这只是在经济上。
我想说的是，当你的人生发生转变，计划也会随之改变，而各种困难需要你不断学习，并努力取得成功。你知道正在为新计划而努力，并且会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勇气。这就是我们要传达给中国女性的信息，让她们继续前进，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杨澜：我觉得学习不完全是要完成一个学历教育或者学位教育才叫学习，其实学习应该成为我们一种终身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工作是学习，跟人的交往也是学习，主动的去看书，跟专业人士请教，都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的一种方式，不拘泥于它的形式。
没有什么比一个爱学习的母亲能够给孩子树立更好的榜样，比你千言万语、苦口婆心说教要管用得多。
谈子女教育
杨澜建议诚实面对不完美，邓亚萍用体育精神教子
新京报：很多网友表示，三位都是非常成功的母亲代表，其中梅耶·马斯克之子埃隆·马斯克有着“硅谷钢铁侠”之称，在中国和美国都是创新、创业的代表，三位的教育理念是怎样的？
梅耶·马斯克：我自己的父母从没说过你做这个了吗？你还好吗？要我带你去那吗？他们让我们完全独立，从不检查功课，我们也必须自己完成家庭作业。所以，在我的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我认为这是很好的教育方式，我也不喜欢检查家庭作业。如果孩子不做家庭作业，老师就会生气，孩子必须对自己负责。
埃隆·马斯克从很小的时候就拥有特有的想象力。如果我有什么想做、或需要做的事，他总是会给我一个聪明的回答。从他三岁起，就开始有着成年人的智慧。我觉得他生来就是这样。但是有些天才不知如何造福于人，不知道如何付诸实践。但埃隆·马斯克付诸实践了，我们都为他感到骄傲。
他是靠自己创业成为电动汽车公司创始人，工作非常努力。说到（邓亚萍）花这么多时间练习乒乓球，埃隆·马斯克的工作时间也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人都长。
现在SpaceX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花了埃隆很长时间而且一路上经历太多失败。美国从3月起一直在封锁期，只要飞机一通航，我们就会来中国。我一定会来参观特斯拉上海工厂，这对我来说是令人兴奋的事。
杨澜：我对家庭教育有两个建议。一个是一定要让孩子的爸爸参与进来，一方面是给孩子一种陪伴，同时也能给父亲很多陪伴孩子的乐趣。第二个建议，作为职业女性，千万不要以所谓的完美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两个孩子小的时候，因为一些工作不能推迟，我有时也会错过他们的家长会和生日派对。我会跟孩子坦诚地说出自己的困难。
前几天我问我19岁的女儿，有这么一个忙碌的职场妈妈会不会觉得在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些欠缺或者不满意的地方？我女儿说，小的时候可能看到别人妈妈一直都会出现在每一个生日派对上，有一点点羡慕。但后来想，其实对拥有这样一位独立的职业的妈妈，感到骄傲。所以，我想和很多挣扎在事业和家庭，特别是在时间平衡点上的妈妈们说，你不需要面面俱到，坦率地承认自己做不到，争取家人或者是同事的理解和支持,用诚实的态度来面对生活就好。
邓亚萍：我怎么培养孩子源于我父亲培养我的一种理念。我10岁的时候到河南省队集训后曾被退回。我父亲告诉我，教练认为我个儿太矮，没有任何发展前途，但是我有点不服，为什么队里的小伙伴们都赢不了我，我却走了。我父亲问我，你是想继续打球，还是走上一个正常的人生轨迹，就是读书。我想打球，我想试一试，就是这一点点不服，成就了我。
我的教育理念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都会很坦诚地和孩子交流，征求他的意见，我不会强压他。他喜欢打电竞，并称自己能在北京的业余选手中打进前八名。我觉得他有这个热情和天赋，可以去尝试。但是像篮球、足球，他可能不会取得很好成绩，我就会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服他，经过基因遗传和身高分析之后，认为乒乓球可能更适合儿子。体育给予我一种精神，我们先要学会输，才能去赢得人生，我也用这个精神去教育我的孩子。
谈教育公平
最重要的社会公平就是教育公平
新京报：前段时间，一些顶替他人高考成绩、上大学的事件引发全国热议，事实上，世界各地的教育都存在很多不均衡和不平等的地方，该如何提升教育公平，特别是有关女童的教育公平？
杨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我在上中学的时候，父母对我最重要的一个教育就是男女一样，要通过教育来争取自己的人生的机会。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社会公平就是教育公平。无论是城里、乡村的孩子，还是男孩女孩，都应该享受公平。但是在很多地方，还是会把优先的教育机会给男孩，这种观念必须要改变。
还有一些潜意识中的障碍，比如说很多人认为女孩不应该学数理化，就像说女司机一定没有方向感一样，这其实都是偏见，女性也要去打破这样的偏见。打开眼界，打开思维，打开无形的藩篱，让女性知道，她只要有梦想、优势和特长，都可以勇敢追求。
邓亚萍：据我了解到的数据，特别是到研究生这个阶段，女生比男生要多。事实上，在中国女孩受教育的程度，或(一个标准团有多少人？一个标准团人数通常是1500人左右，是由若干个营（或连）及战斗、勤务保障分队编成的军队一级组织。)者受高等教育的程度比男孩要高，因为现在的家长都比较开明。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女孩子一定要强，这也培养了很多所谓“女汉子”出来。
但不管女汉子也好，女强人也好，都是强加给女性的，为什么女的就叫女强人？说明社会对女性有约定俗成的印象，觉得女孩就应该在家里待着才是贤妻良母。其实不是，女性可以给社会贡献很多价值。比如这次疫情，到武汉支援的医护人员，60%以上都是女性，女性能顶半边天。中国的女性应该要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
谈女性“平衡”
保护女性权益并非带薪产假拉得越长越好
新京报：如何看待当下不少女性面临的家庭和事业两难选择？你如何兼顾或者平衡两者？
梅耶·马斯克：我三年时间生了三个孩子，基本上也没办法工作，我当时想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睡上一觉，然后喂他们吃饭、换尿布。当他们长大上幼儿园，我才开始有一点空闲时间，慢慢开始发展事业。我28岁的时候三个孩子都上学了，我又重启模特职业生涯。
母亲会经历不同的阶段，对于孩子来说，一个快乐的母亲比因为不能工作而生气、难过的母亲重要的多。
杨澜：首先我觉得女性不需要在家庭和事业当中被迫选择。我常常会问，你是用左腿走路还是右腿走路？答案肯定是两条腿一起走路。事业和家庭是自我价值实现和家庭责任平衡的问题，我们在人生当中可以努力做到兼而顾之。
同样，我觉得也一定要让孩子爸爸参与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中来。值得注意的是，就算一个母亲今天没有做好，只要努力，孩子会看到母亲的用心。我觉得不需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承担在一个人的肩膀上去硬扛，我们应该去积极争取家人和同事的理解、支持和分担。
邓亚萍：一方面，我很感恩能成为一个中国女性，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是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可能）乐意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让我们能够放下手，好好去工作。
作为一个妈妈，我们责无旁贷地要去抚养孩子，不能完全把这个责任推给老人，而且我相信大家有很多共识，我们的教育理念和老人的教育理念不太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也是考验着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时间更好地利用起来。我也相信一个好的女性，有这样的平衡能力。
新京报：全球顶尖公司中，女性工作者正在为推动社会进步做出贡献，但在各公司核心管理者圈层，女性领导者的数量其实小于男性，很多女性领导者在接受采访中表示，到达职业的某个位置会发现很难再上升。在三位亲身经历或接触中，职场女性是否常常面临这样的“性别之困”？
邓亚萍：现在的女性，尤其在中国，我看到身边很多女孩子，她们第一恐婚，第二恐育。为什么她们怕结婚也怕生孩子？我认为社会竞争加强的同时，没有给她们创造更安全的保障。她们觉得结婚后，可能马上面临生孩子的问题，一旦结婚生子了，就会影响职业生涯。现在整个社会、制度安排中，对于女性来讲，确实有不周到的地方。
新京报：从激励机制、公司架构甚至社会角度来看，怎么才能给女性营造更好的上升空间？
邓亚萍：我希望呼吁相关机构，能够考虑到女性的特性并给予她们保障。让她们能够大胆结婚，放心生孩子，同时还能够实现女性的自我价值，这个要好好去研究，我觉得现在中国的低生育现象非常严重。
杨澜：我也觉得在政策层面确实需要更深入考量。过去我们觉得要保护女性的权益，就把女性的带薪产假拉得越长越好，实际上并非如此。当一个女性带薪产假从三个月延至四个月甚至半年的时候，用工单位就不选择女性，门槛随之提高。
政策的出台，一定要考虑多重社会效应和不同反应。有一些学者建议得很好，当女性在职场当中进入到生育阶段，国家应该给企业减轻一些负担，比如减免税收，让企业更愿意去雇佣女性。同时，也要义务或是强迫男性休产假，这样企业就不会因为招聘女性员工有太多顾虑。
第二个层面，建议女性也可以更加主动，有理有节地去要求自己获得相应升职或者加薪的权利和机会。
来源：新京报
（责任编辑:李显杰） 去“飞外财经”看本文专题 标签推荐 子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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