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是宏观经济分析的主题，绝对是。起自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促成的。失业人多是大麻烦，因为会导致社会不安定。什么是失业不容易下定义：任何人不怕工作粗贱，或愿意接受低工资，不可能找不到工作。何谓失业今天经济学行内还有争议，还有些有分量的学者认为没有失业这回事。这定义上的困难我在《制度的选择》一书内解释过了。不能否认的，是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有失业率的统计，公布的数字大致上是跟经济增长反方向走。不同的政府可以有不同的失业统计方法，其衡量跟经济学者的意识往往有出入。 失业定义，是一个可以工作的人找不到他愿意接受的薪酬或待遇的工作。这个人可以在街头做小贩，是就业，但他见到一些本领跟自己相若的打工朋友，收入比他高，希望能找到收入相近的工作，但找不到。尝试找工作但找不到是失业的定义，但骑牛搵马不算，政府的统计也不会算。一个人打工，被解雇了，找不到他愿意接受的薪酬的工作，继续找，是失业，多半会被政府的统计算进去。原则上这样的失业是不会持久的。人总要吃才能活下去。可转作街头小贩不论，任何人，只要愿意接受够低的工资，总会找到工作，但因为我在《制度的选择》提到的种种原因，这个人不愿意接受，因而失业。这就带到我要批评宏观经济分析的第四点。（四）没有公司组织，失业不会出现人类在地球存在了逾万年，有可观的文化五千年，然而，失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话题，只不过是一百年来的事。中国是个古文化，人口数量历来冠天下，但失业成为话题只是最近二十年才听到。要不是未富先骄，两年多前从西方引进新劳动法，在此之前中国的失业率最高约百分之四（国企改革工人下岗不论）。这数字，西方的先进之邦不会认为是需要关心的失业情况。在一个以家庭为产出单位的国度，物品的产出主要是农产品及手工艺品，士、农、工、商皆有所业，失业是不存在的。其实家庭也是一种公司组织，只是少有甚至没有今天大家知道的工资合约这种安排。下文可见，没有工资合约是不会有失业的。讲深一层，失业的出现不是因为有工资合约，而是因这些合约中比较普及的，是以时间算工资。十八世纪初期的欧洲，尤其是英国，工厂（factory）开始出现，逐步普及，替代了销售商判给家庭产出为主的putting out制度。跟着的「工业革命」有好几种阐释，最重要是雇用员工的大工厂变得时尚。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纺织机有了两大发明，此机庞大，成本不轻，但操作快。这样的机械是不宜用于家庭的。其二是分工合作的个人专业产出，可使整体的产量暴升。一组人集中在一起的流水式操作可使每人的平均产量上升多倍。这现象启发了斯密，他以造针工厂的实例起笔，写成了刻划时代的《国富论》。那是一七七六年。一九三七年，年轻的科斯发表《公司的本质》——工厂属公司组织——提出公司是市场的替代之说。他说因为有交易费用，好些产出活动没有市价指引，应该产出什么及怎样产出于是不能依靠市场的无形之手，公司之内的产出活动是由有形之手指导及监管的。那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篇以交易费用为核心的文章。一九八三年我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指出公司替代市场之说不对，正确的看法是一种合约替代了另一种。该文以实地调查香港工业的件工合约为出发点。工厂工人的薪酬以个人产出的件数算，每件之价可以看为市价，而如果整间工厂公司的所有产出活动皆以件数算工资，老板只是中间人，「公司」与「市场」明显地是同一回事。我再指出，真实世界的产出运作，是不同机构之间互相外判，互相连接，产出合约的网络可以广阔地串连着整个经济，所以除了财政、债务有清楚的个别界定，我们无从把不同的「公司」的产出活动个别划分。这观点就是后来行内出现的「公司无界说」的根源，我没有跟进。然而，拙作含意着的一个要点，是市场就是市场，其中有多种不同的合约安排，但没有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之分。这推翻了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架构，牵涉到的含意重要而广泛，我在《制度的选择》一书内提及，有机会大修时会更为详尽地处理。回头说失业，上文提到的「公司无界」与「市场一也」，皆与失业有关连，但复杂，要用一本书处理。简言之，从公司合约的角度看，说一个可以工作的人失业，是说他一时间找不到他愿意接受的公司伙伴合约。这可以是大麻烦，因为上文提及的、参与「公司」的分工合作，个人的收入往往远高于个人独自产出的收入。如果一个经济没有失业，分工合作的公司安排达到了一个均衡点，个人的独自为战（例如做街头小贩）的收入会跟同样本领的人参与公司合作的收入差不多。但如果失业率上升，参与独自产出的人口增加，他们的人均收入会下降（以街头小贩为例，其数目上升小贩的收入会下降得快）。这会导致独自产出的收入低于参与公司的收入，市场的运作早晚会把参与公司的收入拉下去。这里的含意是，失业率愈高，再增加失业的一个百分点对社会的损害愈大。现在让我们转到公司的合约本质对失业的影响吧。件工合约是不容易甚至不会出现失业的。从最简单了当的件工看，那只不过是产品市场通过老板作为中间人。经济不景，产品之价下降，件工工人的收入跟着下降，无怨可言，等经济回升吧。我当年调查所得，一家工厂收到的订单下降，或买家要求制造新产品，老板上头通常跟工人洽商件工之价。怎会有失业呢？工人知道订单不足，或件价下降，不转工就要认命，要等待经济的好转。以奖金、佣金或分红等作为工资的一个重要部分的合约也不容易出现失业，因为这些有自动调整工资的弹性。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是分红合约最普及的国家，公司员工分红之巨，每年是国际新闻。当日本的经济在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急速下降时，失业率不变，只是公司员工的分红跌得厉害。过了十年八载那里的分红跌至近于零，不知今天怎样了。无可置疑，失业的大量出现，以时间算工资的普及是基本的困难。我曾经指出，过于琐碎的工作，或产品件件不同，或质量的要求高于行内的竞争者，或多人合作但不能明确地分开个别的贡献，等等，件工合约会因为量度费用（也是交易费用）过高而不能采用。量度时间的费用低，时间是长是短不会有争议，于是相当普及地被采用了。问题是，雇用员工的老板是为了赚钱，不是寻花问柳，员工出售给他的时间本身没有价值。老板要的是员工的时间可以产出什么。换言之，时间的本身不是产品，只是一个「委托」之量，即是说产量的多少被委托于时间的量度算价，而此价就是时间工资了。我在《制度的选择》一书内提出一个重要的「履行定律」。这定律说，凡是被量度算价的「量」，其履行的监管费用低；没有被量度算价的「量」，其履行的监管费用高。这是说，以时间算工资，老板不用担心员工不履行上班的时间，但工作的产出为何则不能不监管了。这监管无可避免地带来主人与奴隶关系的形象，剥削工人之说不胫而走。如果天下所有劳工合约皆以件工算工资，马克思不可能想出「剩余价值」。再回头说失业，为什么以时间算工资的合约那么容易导致失业呢？答案是这种合约不直接量度员工的产出贡献。被量度而算工资的时间只是产出贡献的委托之量，不是贡献的本身。经济不景，或一间公司的生意失利，老板要减时间工资，不容易说服员工他们的产出贡献所值是下降了。尤其是，同样时间工资的员工的本领性质各各不同，工资相同不一定代表着判断失误，但一旦经济或市场的情况不利，员工之间的不同性质的本领的市值可能改变了。老板要怎样处理才对呢？讯息费用存在，把时间工资一律下调，或这里减那里加，不容易有说服力。余下来的办法是选择性地解雇一部分员工。更麻烦的是，因为以时间算工资不是直接量度公司里每个员工的产出贡献，他们的时间究竟值多少钱一般是有着可以争议的空间。这空间的存在鼓励利益团体或分子混水摸鱼，要求政府推行最低工资，或推出劳动法例，或组织工会，或要求集体协商工资，或以罢工的行为作谈判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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