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该事变直接导致东北三省沦陷,无数百姓惨遭日寇铁蹄践踏。
1981年,在“九一八”50周年之际,当初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回忆往事时,曾经对历史做了一个惊人的假设,他说,如果当时有一位将领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他口中的这个人,就是郭松龄。
郭松龄,1883年出生,1905年就读于奉天陆军速成学堂,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9年,张作霖设立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郭松龄被聘为战术教官,张学良则在讲武堂炮兵科学习,两人自此相识,发展起了亦师亦友的关系。
奉军后来被张作霖扩编,张学良的卫队旅改编为奉天陆军混成第三旅,郭松龄则为奉军混成第八旅旅长。
两个旅合署办公,于是两人不仅经常睡一铺炕,在一间屋办公,张学良还把行政管理、训练、人事任免的大权都交给了郭松龄。
张学良常对人说:“我就是茂宸(茂宸是郭松龄的字),茂宸就是我。”
当时一般人甚至认为,“郭是张的灵魂”。
张学良干嘛这么器重郭松龄?
当然还是因为郭松龄确实能力出众,据史料记载,郭松龄掌管了三八两旅的军务后,“朝作夜息,事必躬亲。
补缺额、汰老弱、勤坐作、严纪律、精器械、足粮秣,将畏其威,士怀其恩。久之,士饱马腾,遂成劲旅。”也就是说,郭松龄一手把这支部队调教成了精兵强将。
不光如此,郭松龄在军事指挥上也是才华出众的,1920年7月,张作霖入关调停直皖战争,郭松龄充任先锋司令,在天津小站以一团的兵力就击溃了皖军的两个旅。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全线大败,而奉军三、八旅在郭松龄的指挥下撤退完整,并且在山海关一役中,在临榆、抚宁一线与直军几倍追兵相抗衡,阻止了直军突破山海关直取奉天的计划,使得张作霖得以安然退回奉天。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率领的部队依旧所向披靡,据张学良后来回忆:“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奉天方面取得了胜利。通过这次胜利,我升上来了。但是这次胜利的功劳不是我的,我没有那样的能力,实际上是郭松龄支持着我。”60多年后,张学良仍然说:“我最敬重郭松龄,我前半生的事业完全靠他”。
郭松龄虽说是奉系军阀的悍将,但他本人是深具革命精神与民主思想的,他对张作霖热衷于军阀争霸的那一套很看不惯。
他曾说:“欲谋东三省之根本改造,非先推倒恶军阀不可,余拟回奉,投身奉天军阀巢穴,谋取兵权,潜蓄势力,以图根本改造。”可见他的雄心壮志。
他心中打算如何改造东北呢?
那就是“精兵强卒,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
然而,他的这一抱负,在奉系内部遭遇到了重重阻力。
以杨宇霆为首的一班奉系重臣,主张军阀争斗,对郭松龄百般倾轧排挤。
再加上郭松龄发现张作霖为了称霸,不惜以卖国来换取日本人的支持,渐渐地萌生了反心。
1925年10月初,郭松龄得知张作霖拟以“落实二十一条”为条件,商由日方供给奉军军火,他愤怒地表示:“国家殆危到今日这个地步,张作霖还为个人权力,出卖国家。
他的这种干法,我无论如何是不能苟同的。
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张作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
1925年11月21日晚,郭松龄发出讨伐张作霖、杨宇霆的通电,提出三大主张:一是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二是要求祸国媚日的张作霖下野,惩办主战罪魁杨宇霆;三是拥护张学良为首领,改革东三省。
对于郭松龄的行为,与郭松龄私交非常好的张学良陷入两难,非常痛苦,去信苦劝,没有效果,只得与郭分道扬镳。
由于日军的干涉,以及盟友冯玉祥的背叛,郭松龄的起兵反奉持续了一个月后宣告失败,他本人被张作霖俘虏,1925年12月25日上午10时,郭松龄夫妇被执行枪决。
郭松龄的被杀,可以说是张学良来说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事情。
六个月后的1926年6月1日,张学良在一封书信里这样评价郭松龄:弟与茂宸共事七年,谊同骨肉。其去年冬,举事卤莽,自取灭亡,半生汗血劳动,捐于一旦。此事前不能察觉预防,事败不能援手,回忆前尘,悼痛曷极!
可见郭松龄的被杀对张学良的打击有多大。
直到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每遇到困难,常说:“如郭茂宸在,就不会这么困难了!”
而在九一八事变50周年之际,张学良还认为:“若是郭松龄反奉成功,中国历史将改写,可能就没有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事变。”
另据台湾《联合报》1981年9月28日的记载,张学良还说:“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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