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我高中毕业时，上山下乡已经成了我们一代人的必由之路。当时的政策是兄弟姊妹中可以有一个招工，其余下乡，下乡满两年可以招工。下乡时随父母单位安排插队，父母没有工作单位的就随街道；凡农村有直系亲属的，动员他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原籍在农村而有其他亲属，愿意回去安家落户给予支持。还有一部分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分是到农村插队落户的。1975年成为全国知青上山下乡最多的一年，我是本市第三批，有800多人。
我下乡的村子已经有了两批知青17人，9月25日我们又来了5人，因为国家给每个知青500元安家费，所以村里盖起了集体宿舍，有了知青点。没有床，就垒起两排砖头，支起床板，每人发了一个木头箱子，盛衣物。吃饭问题，下乡第一年还是国家供给，集体每月到公社粮所去领取粮油，第二年就与社员一样，按工分分配了，细粮不足3个月吃的。一个锅里吃饭。也不好分开，先来的人已经把队里分的麦子吃完了，可是我们5个人的面粉，还不够所有人吃3天的，其余都是粗粮了。
对于刚跨出校门的城里青年来说，农业劳动是第一道难关，第一天抓地，镢头不听使唤，落地震得手疼，不到半天就磨起了血泡。锄地累得抬不起胳膊，端不动饭碗；耩麦子跑的喘不过气来，两腿站不住；割麦子累得直不起腰来，浑身像散了架；推小车东倒西歪，难以驾驭。没下乡时，想象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颇有浪漫色彩，悠然自得，很是惬意。开始几天，田头休息时，我还掏出口琴，吹上几段，村里人也觉得新鲜，但难以理喻；没有多久，我就感受到自己“小资情调”的荒唐可笑，无论思想还是情感，与他们都是格格不入的。
我下乡期间正是“农业学大寨”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从建设大寨县到普及大寨县，“学大寨”运动进入“新阶段”。“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冬闲时节，公社召开誓师大会，一场号称大打农田基本建设人民战争的“大会战”拉开了帷幕。全公社十几个大队千余人，先是在村西马鞍山脚下摆下“战场”，月余转战东临王家庄。工地上，红旗招展，大喇叭里战歌声声，口号阵阵。没有任何机械，全靠人海战术，用镐头刨，用锨铲，用小车推。各大队展开竞赛，每天上报“战况”，隔三差五传出“捷报”。为了争先恐后，今天你大队7点到工地，我就6点到，他会提前到5点。一天凌晨，我们被紧急集合的哨声惊醒，无可奈何地从被窝里爬起来，跑步赶往工地，就是这样，还是落后了别人一步。然而，因天太黑，三步之外看不清脸面，十步之外看不清人影，根本没法干活，弄不好还会伤人出事故，只能等待天明。天寒地冻，冷风嗖嗖，饥寒交迫，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只好将地里的玉米秸点燃以取暖。人们满腹牢骚，怨声不绝。
下乡已经4个月，正准备回家过年呢，却接到通知，上级有关部门号召“知识青年与贫下中农一道过革命化的春节”。可是，怎么才算“革命化”呢？最响亮的口号是：“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包子再下手”。就是要坚持出工，不休息、不放假！尽管知青们心里很烦，既然是“革命”的名义，谁也无可奈何。
其实，生活关、劳动关是可以在时间的磨砺中逐渐闯过去的，回头看时，已觉得并没有什么酸楚的味道了，生理的需求总是那么容易满足，或者说生活的艰辛总是可以适应的，苦难压不垮我们。然而，精神匮乏、前途迷茫、理想破灭，却是年青的心灵难以承受的。没有任何体育、娱乐活动，村里甚至没有电，知青点的夜晚是单调乏味的，时间长了，生活单调、无所事事、希望渺茫的情绪蚕食着知青，理想渐渐褪色。有的想干一番改变农村面貌的“大事业”，有的想写一部自传体小说成为作家，有的想当教师，还有的想入党提干，更多的人想早日招工进城，残酷的现实使人失去热情，哀怨惆怅，心灰意冷。
在下乡知青点留影
为了能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也曾踌躇满志，高中时就学会了开拖拉机和针灸，还在一家村卫生所实习过一段时间，可以说是怀揣理想而来。没想到，下乡后，村里根本不用，一是因为这都是令人羡慕的职业，有头面有身份有关系的人才有机会；二是因为知青早晚都会回城，培养出来岂不是白费工。现实使我明白了，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更不可能改变社会现实，下乡前的那些“改造世界”的想法，其实都只是虚幻、不切实际的空想。在现实面前，这些虚幻的“理想”很快就破灭了，我们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然而，前途在哪里？出路在哪里呢？下乡那天，我没有丝毫的忧伤和不快，甚至有战士出征的壮志豪情。此时，我的热情还没有完全消退，生活的艰辛和肉体的痛苦都还可以忍受，没有悲观，更没有消沉。我自然而然地想到，我手中还有一支笔，我要用它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自小喜爱作文，把写作文当作表达、展示自己的机会，甚至当作一种精神快乐。高中时开始写一些没韵没辙的自由体诗，信马由缰，由心而发。没有人可以剥夺写作的权利，虽然没有清晰的“作家梦”，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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