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指的是自1964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
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发生背景是中苏交恶以及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攻势。
由于三线地区社会经济落后,导致建设起来的企业单位在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经营发展都极为困难,但是三线建设也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做出了极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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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的过程:
1964年8月,国家建委召开一、二线搬迁会议,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简称山、散、洞)。有的还要进洞。三线建设宣告拉开帷幕。
在1964-1980年期间,国家在三线地区共审批1100多个中大型建设项目。大批原先位于大城市的工厂与人才进入西部山区。更有“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等口号号召人们前往三线地区。
文革早期,三线也是大量知青的去处,前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曾经分配到甘肃刘家峡水电站。由于国防考量,这些工厂的位置都偏僻而分散,导致企业的后续发展进入瓶颈。
如陕西汉中飞机工业基地,下属28个单位分散在两个地区,7个县的范围内,其中一个企业被分散在6个自然村中,装配零部件需要汽车往返几十甚至上百公里,员工上下班也非常不便。
陕西新建的400多个三线项目,将近90%远离城市,分散在关中平原和陕南山区的48个县,多数是一厂一点,有的甚至是一厂多点,布局被讥讽为“羊拉屎”、“瓜蔓式”、“村落式”。而且山区内信息闭塞,生产出来的产品往往无法跟上世界潮流,显得过时落伍。
有时山区内爆发山洪等自然灾害,企业也往往损失惨重。冬季大雪封山后,工人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时人用“洞中方数月,世上已千年”来形容这些工厂的闭塞与环境的恶劣艰苦。也因此,许多的厂矿单位里医院、商店、学校设施一应俱全,成为一个封闭的社会。
十堰等城市更是因三线建设才得以出现。1973年,国家正式发文重点建设贵阳、重庆、安顺、绵阳四个重点城市,后来这四个城市成为全国三线企业的核心。
贵州、四川东部山区、四川中部平原地区、汉中、秦岭北麓等地区新建的项目数量多,规模大,迁入工业人口多。
其中,四川成都主要接收轻工业与电子工业,绵阳、广元接收核工业与电子工业,重庆为常规兵器制造基地,甚至包括第三个钚生产堆(816工厂仿耐)和常规潜艇制造业(望江造船厂);贵州贵阳主要接受光电工业,安顺主要接受飞机工业。
需要注意的是三线建设并不都是沿海工业内迁,还有大量基础工业如长庆油田、攀枝花冶金工业、六盘水煤炭工业以及大量配套的铁路公路等新建项目兄族。
1980年代后,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冷战趋于缓和,三线建设由保密名词逐渐见于报端。而改革开放后,许多三线建设单位由于位置偏僻闭塞而难有发展。1983年12月,中国政府在成都设立国务院三线办公室(1990年代改为国家计委三线办公室,21世纪后又改名为国防科工委三线协调中心)。
1984年11月在成都召开会议,确定第一批调整121个单位,迁并48个,全部转产15个。其后一些三线企业陆续迁往邻近中小城市,如咸阳、宝鸡、沙市、襄樊、汉中、广元、德阳、绵阳、天水附近。而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军工科技企业则移往成都、重庆、西安、兰州等大城市。
这些企业迁移后,多半进行了改制,由军用企业转为民用企业。如位于十堰的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改制为东风汽车公司;重庆兵器工业基地改为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长安集团、嘉陵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建设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而一些未迁移的企业,则逐步走向荒废关闭。也有部分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得以继续生存,但生产门类已经发生发生巨大变化,如重庆著名的816工程。
1965年2月2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加强对三线建设的领导。
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同意备尘春以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后来彭德怀、钱敏任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三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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