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里，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这事，让学生来做唦！
好像学生就是该给老师做事的。
但杨宝德之死，绝不可认定，就是帮老师做事逼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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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杨宝德，总给他戴一顶“寒门”的帽子。其实博士与“寒”不寒门，没有直接关系。这顶帽子，只是新闻的噱头，不然，你不会关注啊！
好比杨宝德和他女朋友都是普通农家出身，这就一对“寒门博士”了；我认识的绝大多数博士，家庭也都较为普通，来自农村的比例也不小。博士不是金装，它就是个学历，不需要重金投资，寒门也能读博。国家对博士研究生的奖学金、助学金，足以让一名博士生顺利完成学业（我记得我当年的博士津贴，就是每月2000元，那还是06年）。只要认准方向，愿意读下去，在中国高校大扩招、许多大学都开设博士点的背景下，读到博士并不是多么遥远的目标。博士群体中，“寒门”并不稀奇。
高校大跃进、大扩张，使得国内博士招生总量在快速增长。现在每年毕业的博士生人数已经达到5万，惊人的数字。博士生源是不愁的，因为本科生都往硕士研究生挤，许多硕士研究生又被迫往博士研究生的路上挤，在某种意义上，读博士成了缓解硕士就业压力的一种必然选择。这就使得大量没有或缺乏研究能力的人，错误地选择了读博。博士研究生一般要读3到4年，可是有好多博士（准确说法叫“博士候选人”）五六年、甚至七八年，都没法毕业。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写不出博士论文来！还有博士毕业必须完成的发表几篇高水平学术论文的指标，也无法完成。于是他们陷入严重的焦虑和迷茫。
细读过新闻后，我怀疑，杨宝德可能不具备博士应有的研究能力，他学的太辛苦了！他自己也说，总是找不到重点，一篇文章都写不出来。
可能有人会说，他硕士阶段发了三篇文章，为什么到博士阶段了，反而写不出来了？肯定是老师的问题！
是这样吗？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我虽然是文科，与理工科和医科不太一样，但大理儿想来还是差不多的。博士能不能写出高水平的文章，关键还是要靠个人的学术潜能和学校提供的学术平台，与之相比，老师的帮助和指导尚在其次。实际上，现在许多博导，本人工作忙不说，还一人带几个、十几个博士，他根本没时间一个个指导，全凭学生个人努力。那这些博士都不活了？
还有的博导，本身就是“老板”，学生也称他老板，他把学生当廉价劳动力使，从事简单重复的劳动（比如大量的基础性实验），学生敢怒不敢言。你说，碰到这样的导师，是不是比找你吃饭、做家务的导师还可怕？耽误学生的时间更是无法估量。用的趁手的学生，有的恶师还想各种办法不让他准时毕业呢！这些博士遇到的困难，哪个不比杨宝德大？
杨宝德的最主要问题，不是被老师使唤了，而是他学业上遇到瓶颈了，做不下去了，可是他又没能及时放弃，主动寻求由硕博连读降为硕士毕业（西安交大每年总有几个学生这么做）。他不愿放弃博士学位，又在博士攻读中看不到前路，仿佛陷入了泥淖，不知如何自拔。再加上他性格比较偏激，遇到这样的困境，不知如何寻求自救，于是就走上了绝路。
他两次自杀，第一次时，女朋友还在租住地等他，他忽然就跑到山里自杀去了，折腾了一整天没死成，却把女朋友急死了。可见他的自杀之举是应激反应，一时头脑发热，不管不顾，就要去死。他应该是有着较严重的心理问题的。
在杨宝德之死的问题上，最主要的责任人，其实是他本人。
他的导师是否像杨宝德女朋友说的，至少要占70%的责任？我觉得应该倒过来，顶多占30%。一个成年男性自杀了，却要别人为他负绝大多数责任，你觉得此人靠谱吗？
周博导作为一个可能离异或丧偶的中年女性，对自己的学生表现出暧昧，是严重违背师德的。她让一个29岁的年轻男性学生，经常与自己独处，还在半夜聊一些两性话题，可能已经令杨宝德感到惊恐。如果有进一步的证据，甚至可以说，周老师有骚扰男学生的嫌疑。至于周老师让学生做的那些事（洗车、接送、吃饭），虽然在高校较为普遍（学校里，老师们经常将“让学生来做唦”这话挂在嘴上），但不出事没什么，一旦出了事，也将构成对导师不利的证据。一个负责任了导师，如果使唤学生，那么他必须能使学生得到某种形式的回报，比如帮他联系工作、发表论文什么的，如果没有，最好别用学生。
我想，一个有本事的博士生，他会机智的规避和处理导师的骚扰；他如果能有效把控自己的学业，帮老师做一点杂务也不至于将他逼到死路。
在杨宝德之死上，杨应该自负其责，而导师也应该承担她应该承担的责任（据传周老师已经被取消带学生的资格）。
在“寒门难出贵子”的今天，杨宝德能考上名校博士生，殊为不易，他选择轻生，着实令人悲叹、唏嘘。从高校频繁曝出博导性侵到最近的寒门博士之死，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在高校学术暗面构成的权力机制之中，寻求“鱼跳龙门”的学生，都不过是导师掌控的“奴隶”。千百年来，读书都是寒门子弟摆脱低阶层最简单的途径，而到了今天，到底是哪一环出了问题？是学生自身的性格缺陷，还是“霸道”博导的蛮横不讲理，又或是高校体制的问题？无论如何，这场悲剧都不是寒门博士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时代的悲剧。
通过媒体的报道，勾勒出这么一个故事：杨宝德在硕博连读时转换了一个女博导，她要求杨宝德为自己擦洗汽车、打扫家里卫生、陪逛街等等琐事，但忽视 杨宝德的学业。
杨宝德过世后，女友在悼文中提到，由于是直博，小杨是没有硕士学位的，如果博士读不出来就意味着要被打回三本学历，多年的辛苦攀援前功尽弃，这对于任何学生来说都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更别说孤注一掷、肩负枷锁的杨宝德了，对于底层的孩子，他们握有的资源太少，可以努力的地方不多，别说没有5个亿的试错成本，一条路断了就意味着广阔世界从此跟你无缘。
导师的压迫逆来顺受，敢怒不敢言，其实这种内敛的性格在很多学校的都特别常见，所以为什么内向的同学比较吃亏呢？他拒绝不了别人的任何要求。免费帮助同学修电脑，他竟然一次都不懂拒绝。无条件地帮助导师做一些细碎零活，他也不敢说不。他究竟是怕什么呢？他的懦弱，他的不会反抗杀死了他。
依赖心理太重了，没有个人独立人格，在导师那里依附于导师，在女朋友那里依附于女朋友，什么事情都让女朋友出面，什么事情都让别人做主，自己则是不断地逃避和导师的冲突，搞着搞着，自己一点主动权和人权都没有了。
实际上，杨宝德在读博期间掩藏起他的所有心理活动，想要随大流混时间等毕业，但最终未能在学业进取与现实处境中平衡好。
其实这件事早在十天之前，就已经有很多的媒体报道了，他的女朋友贴出很多照片，并且发了长文，来说明酿成其死亡的罪魁祸首是他的博士生导师周某。
他在生前发出的最后一条消息是：周老师，我现在还在实验室，下午过去找你。
不久，他就被发现溺死在河中。
杨德宝的女友认为，他的死跟他的老师有很大的关系，她在文中写到：出国无望，学术无果，这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从而让他产生了轻生的行为。
她在文中还提到，周教授很明确地给杨暗示道：要经常陪她去浇花，逛街，买东西等一系列无意义的事。心没有一点放在学术学习上面。
杨的女友还在文中提到：讽刺的是，前面要求学生中午坐她对面看文献，后面给她女儿打电话一个劲的嘱咐中午要多休息。经常在十点之后找杨聊各种与学术无关的琐事。更有甚者，在晚上一两点还给她的其他学生发‘小可爱、小宝贝’之类的话，吓的学生天天哭。
甚至还说，他跟他的现任女友不合适！
有很多时候，周老师还不让别人干涉她和杨和事，不想杨和其它女生有所来往，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大家心里其实也都清楚。
但是这件事，可能只是周老师对杨有所好感，只不过所采用的方法不对，从而酿成了这种严重的后果。
相信在杨的心里，他的心理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有的同学看不下去了，想帮帮杨，但是却无果。
一个博士生，本来应该为社会做出非常大的贡献，但是最后却用如此方法轻生，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希望有关部门能给他一个说法。
也给大众一个回应。
一个人自杀是因心理集结的负面情绪过多导致无法排解而选择的一种极端方式。
“任何人碰到艰难困苦，遭遇了打击，就骂别人对不起自己，不帮自己的忙，或者如何如何，这是一般人的心理。”这是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一书中，对“人不知而不愠”讲解时的部分分析，我个人十分认同。
图片来自网络
杨宝德的自杀看似偶然，实则有一个过程。
一些所谓的寒门贵子很容易有些心理的失衡或者情绪的纠结，这受限于他个人的成长环境和成长过程，我们再回看几年前的马加爵事件，再看身边苦出身的孩子，如果他们取得了很傲娇的成绩，可个人的视野和心胸乃至处事能力跟不上来，就很容易半途“夭折”。
所以，一个人随着年龄的成长、学业的提升，必须增加自己的学问，扩大自己的视野和心胸，这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必要的学习和提升。很显然这种提升和学习很不容易，可如果这种学问和学业不匹配的话，那么这个人的成长就肯定是偏颇的，出问题也只是性质、大小、或者时间的问题。
杨宝德自杀事件不仅对其家人是一个极大的打击，这个事件中没有赢者，导师也许有错，但那是他个人处事待人的方式，就如一个要求提出来，是双方的，有要求者、接受者，而接受者如果有多个人的话，那么多个人的反应和处理就可能不一样。
这么说不是替谁做辩解，做为旁观者来说，事后责怪别人意义不大，而是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反省自己：以后自己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才能处理得更好?这就是:"观过而知仁”，从别人的事件中我们吸取教训。
所以杨宝德事件再次给家长们提醒：培养孩子为人处事的学问比要求孩子的分数成绩单更为重要，也更为不容易。
社会是个大染缸，学校也是个小染缸，折射的也是社会。我也29岁，工作五年了，和他一样大，看完聊天记录真的没什么想不开的，就是一个为人师表的老师在发嗲、骚扰学生。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利用这个优势，嘴巴甜一点，让老师给自己打高分，少做事，当然要保持自己能够忍受的距离，毕业后什么都好说。这点小挫折都不能忍受，以后怎么面对同事骚扰、老板骚扰、上司骚扰、客户骚扰。
学校的体制问题，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问题，只能等我们日后强大起来才可以解决问题。
所以亲爱的家长们，不要把小孩的教育只局限在读书做学问，更多的应该在为人处事、道德上面。
六六的毒鸡汤
著名作家六六在微博上谈论西安交大博士杨宝德的自杀，归因是“情商低”、“不懂事”、“自己把自己太当回事情”，虽有诱导性，但遭到舆论讨伐。国内的很多大V公知们极端推崇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等普适价值观，但他们却对同是西方的平等、博爱、法制这些思想避而不谈，六六们就是此类物种，说到底是公知们需要自由民主，而不需要民主博爱法制，他们自认为是这个世界的精英和主宰者，虽为博士的杨宝德们也只能是马仔和奴隶，这就是六六们对人民群众猛灌毒鸡汤的真实用意。有网友支持六六的观点，认为杨宝德是玻璃心，性格有缺陷，不适应这个复杂而竞争激烈的社会，为其博士生导师周筠做一点私人事情，分忧解难，体现一下师道尊严、尊师重教有何不可？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建立和谐的导师与研究生的人际关系是正确的，但前提是本着自愿、平等的原则。至于说杨宝德性格有缺陷、情商低，周筠作为导师是不能逼迫杨宝德提高情商水平的，而杨宝德轻易放弃生命的思想更不对。学位重要，生命无价，这是博士杨宝德们应该吸取的教训和必须改进的地方。改革开放前，各行各业广泛存在多种师傅和徒弟的关系，为人师表、师道尊严为“传帮带”作出了很大贡献。市场化后，师傅徒弟关系因为“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现象的普遍发生，迅速被瓦解，而学校里的师生关系也不可避免被利益关系、交易关系所左右。近年来，大学里导师与研究生、博士生的各种丑闻被曝光，引发了社会对高等教育、精英教育问题的忧虑。“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何谓“传道”？为求道者传授真理、思想；何谓“授业”？传授智慧、立业的本领；何谓“解惑”？帮助学生解决矛盾痛苦。为师者，当如此不然。不可否认的一个现实是，当今为师者诸如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特别是一些偏远地区的老师，他们的收入水平不高，一定程度影响了老师积极性的发挥，对当地的教育发展也是一种抑制。我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当年我们准备把女儿送到成都读中学，因为一些原因未能实现。上大学后，我们真切地发现尽管女儿学习很努力，但她的英语水平与成都的同学却有不小的差距，这在后来出国留学考试雅思的时候就很明显体现出来。对一些老师收入偏低的问题，社会在关注，政府也在想办法，期待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然而，我们现在的学校，学习不仅是学生和老师的事情，也是家长的事情，家长又要奔波生计又要管理自己娃娃读书的事情，实在很累，这一方面是高考指挥棒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学校绩效考核导向使然。而到了大学，学习更是学生的事情，学生自我管理，老师管得就少了。现在的大学生水平基本相当于原来的高中生，不知对这样的问题，大学老师有何看法？如果老师们只是享受着社会的福利，而对我们的教育熟视无睹、袖手旁观，可能有违师道尊严，也是社会所不答应的。我女儿大学毕业前，我们认真讨论过读研究生的问题，是在国内读还是国外读，最终选择了出国留学。杨宝德读博面临的帮导师打工的现实困境应该说是当下国内研究生、博士生都面临的一个共同的生态环境，只是程度深浅、恶劣与否的问题。应该肯定的是大多数研究生、博士与导师之间的关系还处于比较健康的状态。然而，这样的比较健康的关系是基于双方之间的人品和行为还没有最后突破底线，并非建立在制度和契约精神的基础上。设想一下，如果不是对市场经济进行纠偏，不是舆论的监督，周筠们的“老板”地位会越来越提升，用知识与学生交换金钱、关系、权力的故事会演绎得越来越疯狂，而困顿如杨宝德们的研究生、博士可能用他们最大的剩余价值也无法交换周筠们的知识权力。也许有人会说，周筠玩得“不巧妙”、“玩砸了”，但是技巧高的流氓与技巧低的流氓都不过是流氓而已。完善研究生、博士及其与导师的制度是基础，而建立大学的契约精神和人文精神则是重点。推动教育文明更需要建立利众精神，回归“师者，传道受业解惑”的本源，重新点亮心灵，做真正的文化传承者、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大师。假如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教育文明则有希望，这个社会就会增添更多的光明。这是六六们可能不愿意看见的未来，所以，他们会煮出更多这种样式的毒鸡汤，你会喝吗？我是不会喝的。
在同样的环境下，在同样的体制下，有千千万万的博士生都顺利毕业，绝大多数都小有成就，为什么有些在读博士整天抱怨这抱怨那的，没有一点积极向上的精神，整天消极应对，小事不愿做大事做不来，整天消耗别人的正能量，自杀更是负能量的提现，奉劝所有人，远离消耗你正能量的人！远离消极不积极进去的人！远离整天抱怨的人！
读研期间我们都帮导师做过家务等。但我送导师孩子上学时在大马路上摔过，导师就让另一服务特别好的弟子送了；导师忙时让我带其孩子，孩子要零食吃就是不买且只给白开水喝，后来让能照顾好的弟子去伺候了；假期从家返校后就必须给导师带点喜欢的礼品……。以后导师就让我专做科研，毕业时还给我介绍了好工作。其实我导师都说是有才无德的人，但却给了我很大帮助。人啊，当你眼前出阴影时转身就会迎阳光，无语。
显而易见，博导只是一方面因素。
除此之外，还有学术的无望，心理的脆弱，巨大的压力，希望的破灭，也许还有抑郁症的困扰等多种因素。
寒门学子，读到博士实属不易，家人不易，自己也不易。在报道中，他的亲戚说“他的父母又从天上掉到了地上。”只有从农村出来的人才理解那种压力，整个家庭，家族，甚至整个村都以他为荣。“你看看人家杨哥哥，都读到博士了，你好好学学！”这会是村里大部分孩子经常听到的话。而杨宝德自从跟着博导后，学术迟迟不见进展，出国的希望也破灭了，博士学位遥遥无期。他无法施展心中的抱负，也自觉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压力大到让他崩溃！
不知杨同学是否患有抑郁症，想必也没有检查过。据其女友介绍，他以前也有过自杀未遂的经历。其实那个时候就应该带他去做心理检查了。抑郁症需要科学规范的治疗，否则会有强烈的自杀倾向，
心理脆弱也占很大的因素。实际上像他这样的情况并非少见，很多人都会走过这段难捱的日子。这也提醒了所有父母，应该对孩子进行挫折教育和生命教育，多和孩子沟通，及时发现并调整孩子的心理状态。
杨宝德离开了，整个社会，学校，老师，家长应该共同努力，避免下一个类似杨宝德的悲剧发生。
导致杨宝德死亡的原因是本人脆弱的意志和功利思想，与教授没有直接关系。
中国博士教育本身就带有功利性，每个读博人就为学位而去，得到学位就可以找一份好的工作，很少有人为了科研和学术。而工作的机遇是提前一年就多一年的机会，因此读博者考虑最多的是自己的课题和论文。
本人小孩2017年6月博士毕业，让我感知读博那份煎熬。一篇论文从确定课题到试验得到数据至少一年的时间，动笔到完稿又少说一个学期，在博二完成几篇论文已经够紧张了。稿件发出初审3个月，外审又是3个月，然后终审交版面费排队发表最快也是一年。有时遇到奇葩编审，在他手上留半年给一个不采用。博三结束论文采用数达到学位授予要求已经很难了，多数学校要求见刊为准的。所以，读博四年拿学位不仅要勤奋还要运气。小孩一师兄读五年了，小论文十分勉强，因为家在西北预签了个省电科院，但大论文外审给了2个C。他向我小孩诉内心时说脑海中只有一个字，就是“死”。
带博教授必有课题，无课题带不了博。教授让学生干私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我小孩博四急于论文答辩了导师还要跑上海宁夏郑州等地完成导师个人私货处理些棘手麻烦。对于提交答辩的论文今天说要这样明天又说要那样，让人在高度紧张中度日如年急得跳。最后，我说读博潜规则就如此，小孩师兄五年博导师想办法让他得到学位了。小论文发少了用会议论文顶，大论文过不了再打招呼第二次审。如果说把导师洗次车买次东西搞次家务要自杀，那至少是走向社会也不谌重任吧。小孩现在所重点大学做教师，才由衷地评价自己的导师，博导就是这样的，自己的导师很不错了。
标签：杨宝德,寒门
